重组过程：

小网通为宽带而生
1999年3月,就在电信内部进行业务大剥离的时候，从美国回来的田溯宁，在创办亚信(中国)科技公司近4年的时候，接受刚刚获准组建的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我们称之为小网通，以便和2002年重组后形成的中国网通相区别）董事会的邀请，担任总裁一职。这一模式，被媒体称为开辟了国内电信运营商首次从非国营单位聘请老总的先河。

田溯宁1963年出生，个子不高，非常健谈。他先后获得中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美国得克萨斯科技大学博士学位。

1993年年底，田溯宁和好友丁健在美国达拉斯一条叫作“明天”的街道上，利用爱国华侨刘耀伦提供的50万美元的种子资金，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梦想。当时，很多留学生不知自己的明天在哪里，但是他们却看到有一个技术对中国非常重要，那就是正在兴起的因特网。此外，田溯宁和丁健还清醒地知道，他们的明天不在美国，而在中国。“做因特网、为中国做事、做成最好的公司”，成为田溯宁和丁健创办亚信公司的三个最初目标。

亚信初创时，在美国主要做ICP（互联网内容提供商），但是等田溯宁、丁健回国后才发现，中国当时还没有因特网，于是他们决定做比内容更重要的事情——为中国修建信息高速公路。田溯宁甚至喊出了“把@带回家”这一浪漫而充满幻想的口号。

被田溯宁和丁健首先带回家的是亚信。1995年，亚信（中国）科技公司成立。以此为起点，亚信开始了大转型，成为国内第一家因特网系统集成公司。到中科院等单位酝酿成立中国网通时，亚信已先后设计并承接了多个重大网络工程，其中包括：中国邮电电信总局的ChinaNet骨干网、中国联通的UniNet等。

田溯宁对宽带所倾注的热情及他带领亚信所取得的成绩，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这场电信重组，虽然使移动业务从电信内部剥离出去了，但是长途干线网却仍然控制在中国电信一家手里。各部门如果想用各种依赖干线网的电信业务包括互联网，仍然得看中国电信的脸色，进一步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

选用最新最先进的技术，建设第二个电信网，和中国电信抗衡的想法开始在中科院、广电总局、铁道部等单位酝酿。

1999年2月11日，在一次专门召开的国务院总理办公会上，有一个项目得到了肯定，它便是由中国科学院、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铁道部、上海市政府联合提出的“中国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

有了国务院及主管部门的上方宝剑，4月9日，提出该项目的四方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中科院、广电总局广播影视信息网络中心、铁道部中铁通信中心、上海市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代表四方，共同出资3亿元，组建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为和重组后的中国网通相区别，称其为小网通），以承担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的建设和运营工作。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小网通的第一次董事会。会议推举中科院副院长严义埙为中国网通董事长，并正式聘任田溯宁为总裁。

1999年8月6日，中国网通获得国家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它宣告了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的正式诞生。

小网通成长的烦恼

早年在亚信的时候，田溯宁就被媒体誉为Internet的工程师。田溯宁接受了这一叫法，到网通以后，干脆把中国网通建设的宽带IP网叫做“中国的E基础设施”。的确，田溯宁执掌下的中国网通，自成立以来，真得就像一位埋头苦干的工程师，历经项目立项、技术方案可行性论证、模拟测试、光缆敷设、网络设计、设备招标选型和机房选址与建设、光缆市内引入、设备安装、互联互通、全网开通等多个环节后，终于让所修筑的这条信息高速路露出点眉目：

到2001年2月的时候，小网通在全国范围内铺设的光纤长度已经达到13000多公里，总长度为8490公里的高速宽带互联网CNCnet一期工程骨干网络覆盖了17个省、直辖市。此外，城域网建设范围通达41个城市，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连、济南、天津等24个城市开通。小网通建设的这个 CNCnet，是中国第一个IP／DWDM（密集波分复用）全光纤IP骨干网，创造了几个中国之最：技术最新、带宽最宽、容量最大、网络总传输带宽高达 40G。媒体给的评价是：建设速度之快在中国电信业乃至世界电信业中少见。

一家媒体的记者这样写道：“对于一个成熟的企业，建设同样规模的电信网络，在美国至少需要两年到两年半，而新成立的中国网通完成该工程的建设工作，只用了1年零3个月的时间。”

在国际网络建设方面，小网通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州出入口局为节点，通达亚太、美国、欧洲和中东10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传输网，国际出口带宽总容量增长到约930Mb/s。

路修好了，让谁租用并留下买路钱，成了中国网通面临的一个难题。

当初，小网通成立时，将自己定位于“运营商的运营商”，意思是向运营商批发带宽，这一说法本身便带有一种革命理想主义的色彩，客观地讲，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些出入。2000年，各大运营商相继挂牌后，国内的通信市场基本上由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几大国有电信公司把持着，老的运营商已经拥有了骨干网，新的运营商为了不受制于人，也纷纷开始建设。试想想，运营商中有谁会愿意租用你小网通的线路？

有人可能会说了，不为运营商服务，为电信增值业务提供商服务不行吗，他们对电信线路有很多需求。但那是2000年啊，互联网增值业务尚处在萌芽状态，靠这点收入不足以维持中国网通的巨大开销。

小网通最初还设定了因特网服务及应用提供商、大型企业及跨国公司等目标客户群，他们又怎么样呢？这些企业和中国电信已经是多年的合作关系，在小网通的骨干网尚未完全落地，也没有形成较大规模，营销实力又不是很强的时候，这些企业又怎么可能一下子弃中国电信而投入网通的怀抱来呢？

小网通最大的优势是这张网络的高速而宽阔的性能，但那时，人们对宽带并没有一个十分迫切的需求，这一优势便没有转化成实质的竞争力。

在国内市场牛刀小试受挫之后，从2001年起，田溯宁开始调整战略，建设思路实现了六大转变，其中最重要的两大转变是从建设状态转变为运营状态，把发展用户和实现收入作为公司发展的衡量标准；网络建设从骨干网络建设转变为以接入网及用户驻地网为主的阶段。

网通的这两大转变，说白了就是网通要通过光纤将宽带网络连接到一个个写字楼、一家家酒店和小区，最后连到终端用户，网通要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并拥有自己的客户群，把一个个实打实的用户抓在手里，这才是真的。

但是这一战略却让小网通走入了一个死胡同。网通进入普通用户驻地网市场时，电信、广电、长城宽带、聚友等企业在这里已经打得不可开交，原本应由房地产商出钱建设的宽带网络，由于过渡的竞争，已经转变为宽带网运营商自觉自愿争先恐后地为房地产商买单。用户驻地网市场成了一个投资大、用户少、风险高的陷阱，套住了这些运营商的巨额资金。没办法，小网通开始把眼光瞄向商务用户。从2001年4月起，网通悄悄策划了一项名为“Building Connect”的计划，就是用光纤把全国重点城市里的高档写字楼、宾馆酒店连接起来，为公司用户提供全部电信业务，包括固定电话、高速互联网、无线上网、IP电话、宽带电话、视频会议、IP800电话、企业虚拟专网等。网通首先瞄准了全国1000家甲级写字楼，要为它们打造一个面向全业务融合的商务宽带网。田溯宁的想法是，以后每攻下一家，便在这些大楼的外墙上打一个CNC Connected的标识，意思是这座大楼已经连上了中国网通的光纤，宽带已经到户。

网通想来想去，提了一个千家写字楼工程，中国联通则比它豪迈得多，他们提出的是“万栋楼工程”。而中国电信呢，因为有实力垫底，所以不慌不忙，先把这些商务客户看成自己的大客户，然后再想着法儿留住他们。

你想到的，别人早就想到了。由于缺乏接入网，网通的光纤到户和竞争对手比起来，在成本上并不具备优势。

转型在短时间内很难见到成效。

一方面钱投下去了，听不到什么声响，另一方面，网络建设却张开大口，等待巨额资金的填充。

据悉，网通刚成立时，中国几大商业银行给小网通公司的信贷额度是20亿美元，这些钱与要在全国铺设的宽带网所需巨额资金缺口相比可谓是杯水车薪，和其他电信企业更是没法比，那时，中国电信的投资额在1000亿元以上。

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小网通走上了私募资金的道路，先后从高盛、新闻集团等处筹集了3.25亿美元的资金。

无论是银行还是风险投资方，都是嫌贫爱富之人，他们既然投入了，就要求得到回报，但通信运营业和其他行业又有很大的不同，需要长期的固定资产投入，但回报缓慢。

而小网通成立两年多来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

“这是最黑暗的时代，这是最有希望的时代”，田溯宁在一篇文章中，曾用狄更斯的这句名言来评价当时的宽带电信市场，并以此激励他的员工。其实，用这句话来形容小网通在2001年上半年的现状是再合适不过了。

挽救小网通的想法开始在一些人的脑海中涌现。



一次神秘的专家研讨会

小网通状况如此，中国电信又怎样呢？经过1998年那场大重组，被一分为四之后，中国电信并没有倒下去，站在人们面前的仍然是一位巨人：拥有全国80%的电信网络资源，固定资产总值为7000亿元。在本地通信、数据传输及互联网接口服务等方面占据着支配地位。2000年中国电信收入高达1710亿元，占了国内市场份额的55%。

于是又有人提出，中国电信还是太宠大，固定通信领域的垄断没有打破，未形成有效竞争，应该对中国电信进行再次拆分。

2001年3月底，我去广东采访，广东电信公司总经理冯雄在接受我采访时谈了他对社会上传言的再次拆分中国电信的看法。他说，从业务的角度来说，中国电信的经营范围比有的运营商已经小很多，再拆分将大伤元气。虽说中国电信是“打不死”的英雄，经历了多次拆分，又背了很多债，仍在以7%左右的速度增长，但这已经是底限了，再拆一次，这个英雄必死无疑。

冯雄还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1998年的那次电信重组：“中国电信就像巴金的《家》中的觉新一样，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家长首先要他这个老大来承担。一方面要他把老弱病残照顾好，把所有的债务都背下来；另一方面又让他年轻的兄弟们一个个到外面去闯天下，为支撑起这个家，他忍辱负重。”

时间很快便到了2001年5月份。

按照早先制定的计划，中国电信应在这月由领导班子带队，去海外做上市前的巡回路演。但此时，无论是周德强还是常小兵谁都走不了了。中国电信即将被拆分的消息不时地从各个渠道被汇总上来，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对中国电信而言已经不那么急迫而且重要了。

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政府主管部门开始行动了，他们想先听听专家们的意见。

5月10日，由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出面，召开了一次电信体制改革专家座谈会，主题就是讨论一下要不要拆分中国电信。

参加会议的专家有：当时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朱高峰院士，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徐善衍、胡启恒院士，还有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杨培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陈小洪(现在担任该所所长)、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阚凯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韩德强博士、原上海贝尔公司董事长李大来等。

上午9点，会议准时开始，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国宝亲自主持。

第一个发言的是张昕竹。这位法国经济学大师拉丰的学生，用激励机制理论分析了为什么固定通信领域难以形成有效竞争。

张昕竹说，电信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电信改革的目标，在目前的发展状况下，我国电信改革目标的具体体现就是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只有这样才满足公众利益。促进电信发展的最有效手段是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形成有效竞争的关键在于二方面：一是尽可能的放开市场准入，包括允许交叉市场准入，即形成数网竞争的格局；二是需要制定符合公共利益的规制政策作为保障，而不是单纯依赖非对称规制或者产业重组。

张昕竹的表态有些含糊。

第二个出场者的韩德强则观点明确：从世界范围来看，垄断比竞争更有效率，越垄断越好。拆分会降低中国电信的国际竞争力，主张以“民主化管制”来反对垄断。

韩德强的话刚一说完，李大来忍不住了，对韩德强的观点给予了批驳：“我不同意这位同志的观点，我认为坚持垄断的说法站不住脚。”

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张国宝着急了。他开始点名：“阚凯力你来说说。”

阚凯力首先表明观点：竞争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电信领域也不例外，凡是有效引入了竞争的业务，其发展速度就明显加快、消费者的满意度迅速提高。

阚凯力话锋一转，说：“但目前我国电信领域的竞争格局并不完善，离形成有效竞争还有很大距离。主要问题就是我国的有线市话仍然基本维持着独家垄断的局面。市话又是其它电信业务的基础，几乎所有其它业务都必须通过市话进行。因此，某个经营者如果对市话具有垄断地位，它就可以对其它经营者进行不公平竞争，甚至把对市话的垄断延伸为对其他业务的垄断。这是我国许多电信业务不能形成有效竞争的主要原因。”

于是，阚凯力提出，尽快拆分中国电信有利于实现电信业的有效竞争，打破垄断将带来国内电信业更快的发展。

怎么拆？阚凯力在这次会上提出了他的方案：一、让中国电信经营的市话业务和资产与所有其他电信业务及资产分离。二、把中国电信最主要的IP分组交换能力剥离出来，划归到一个从体制上最有利于其发展的电信企业，由此形成我国的IP分组交换主导企业。

阚凯力的这一思路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竖拆方案：把中国电信的长话、市话分离，把中国电信的数据业务独立出来划归到中国网通。

阚凯力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

据阚凯力讲，他的观点亮出来以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意。会场气氛马上转变，接下来大家主要就是讨论怎么竖拆。

徐善衍、胡启恒也都同意竖拆的方案，徐善衍认为应该建立八大区市话公司。阚凯力不同意，认为按31个省来成立市话公司更好。

张国宝还想听听朱高峰的意见，于是问朱高峰：“朱部长（朱高峰曾任邮电部副部长），您也讲两句？”

朱高峰说话很谨慎，他特别强调：“拆分中国电信要慎重。”

后来，陈小洪也讲了讲，但和张昕竹一样，观点不是特别明确。

快到中午了，杨培芳一看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赶紧抢着讲了几句：长途和市话应该分开，长话单独成立一家公司。市话是天然垄断，既然打不破，就成立31家省级市话公司，上边再设立一个集团公司。

“那次会议完全是一边倒。”阚凯力回忆说。



人民日报开先河

5月10日的会议是严格保密的，没有邀请媒体参加。但会议结束后，媒体很快便被卷了进来。

计委的会开完没几天，阚凯力去南方出差，他接到了信息产业部一位副部长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说上边布置任务，让他赶紧把那天的讲话内容整理一下，写篇文章。

5月21日，《人民日报》推出“中国电信要不要再分”的专题文章，文章安排了正反两方，以辩论的形式展开。阚凯力被安排为正方，认为竞争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市话垄断必须打破，中国电信应该拆分；韩德强的角色是反方，他提出的观点是：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垄断，不应该拆分中国电信，而应该让小公司联合。

“我的这篇文章就是5月10日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内容。人民日报的编辑给我打电话时说，他们在1998年那场电信重组中就没说什么，在这次拆分中要表明观点。还问我是否明白什么意思，我当然明白。”阚凯力在接受我采访时说。

从这次保密的座谈会发言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两方观点，在《人民日报》上亮相，而且指定主张拆分的一方为正方，应该讲，这种安排本身便有很深的寓意。

更明显的倾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人民日报在该期“业内时评”栏目中配发了一篇评论文章《反垄断坚定不移》，文中引用张春江的话说：“分家是重要的一步，但不能指望通过一次分家就把电信体制的垄断问题彻底解决，反垄断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作者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电信体制改革还要推进，也必须推进。垄断已经打破，更要彻底打破，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等于对阚凯力的观点明确表示了支持。

人民日报的文章开了先河，业内纷纷猜测，这是不是决策层在为拆分做舆论准备？

与人民日报交相辉映的是，信息产业部的高层领导也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就电信改革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这一契机便是5月底《电信竞争》一书的中译本出版。

《电信竞争》一书由两位著名的规制经济学家法国人让·拉丰和让·泰勒尔合著。2000年时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2001年译成了中文，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确实是一本比较好的论述电信竞争的理论著作，它结合欧美电信改革的实践，探讨电信竞争对全球电信业发展的影响。

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亲自为中文版作序。在这篇序言中，吴基传提出：“中国电信业的改革还将继续下去。首先，在各具体业务领域，需要促使一批新兴企业加速成长，使之与主导电信企业形成有效竞争。其次，要在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电信管制的规则体系；特别使诸如定价、网络互联、普遍服务等方面，需要建立健全游戏规则。最后，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管制，要促进中国电信业增强竞争力，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让国民经济诸产业和社会各界群众更多地分享电信改革和技术进步的成果。”

吴基传在这篇序言中还写道，《电信竞争》一书尽管主要基于英、美等国家电信改革实践，但书中关于电信管制、市场开放、定价、网间互联和普遍服务等问题的分析和见解无疑对我们有所参考。　　

吴基传希望《电信竞争》的出版能引起国内经济学界对电信改革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热情，增强学术研究的建设性和科学性，结合我国国情，创造性地加以吸收、运用。

5月底，信息产业部办公厅和人民邮电出版社专门就该书出版组织了一次座谈会，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张春江亲自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对这本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张春江在会上说：“希望电信行业从业人员、学术人士及媒体工作者能抽时间看看这本书，获得一些启发。”

信息产业部两位高层领导如此推崇这本专著，似乎在向外界传递着某种暗示。



光明日报举办研讨会

为听取更多专家的意见，2001年5月下旬，光明日报网络信息部与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北京举办了一次专家座谈会，专家们在会上争论热烈，以下是2001年5月30日光明日报刊发的这次座谈会的全文。

面对入世电信业要垄断还是要竞争

●要防止垄断者滥用垄断地位

●要考虑电信业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要注意吸取国外电信改革的经验教训

自1998年以来，我国电信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经过邮电分营、政企分开、电信重组后形成的竞争格局是否已经有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防止垄断者滥用垄断地位？入世在即，国外的拆分与开放经验对我们有何借鉴意义？在日前由本报网络信息部和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举办的一次专家座谈会上，学者们围绕这些电信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会议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陈禹主持。

为什么有效市场竞争难以形成

主持人：虽然我国电信业已经过了一轮大规模的重组，但是否意味着已经形成了一种有效竞争格局呢？

张昕竹（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电信市场目前还远没有形成有效竞争，主要原因是主导运营商中国电信仍然规模过大，给联通和网通等运营商在竞争性业务上与中国电信展开竞争带来很大困难，因此提出对中国电信进一步拆分。

主持人：您认为我国电信业形不成有效竞争的原因是什么？

张昕竹：中国电信之所以让人感到不想给竞争对手以机会，一是因为目前长途业务还有非常高的利润。二是因为它给别的运营商提供接入服务不足以补偿其网络投资。第二种激励比第一种激励更重要。因为我国电信改革的起点与美国拆分AT＆T时是不同的，我国电信业还面临着非常紧迫的发展问题；另外，中国电信的市话网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中国电信市话亏损确是事实，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更严重的可能还在于批发层次或者互联互通的亏损，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能否形成有效市场竞争。也就是说，中国电信不是不想与其他运营商合作，而是因为从其提供的接入服务中可得到的收入因受到管制而不足以弥补其成本。

另外，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潜在因素是不对称管制所带来的不良激励，使其他运营商为了能够长期享受各种优惠扶持政策，本身就不愿意与主体运营商进行激烈的市场竞争，至少在理论上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张毅（信息产业部办公厅综合调研室）：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别的运营商提供的服务比中国电信也好不到哪去。

主持人：那么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使市场竞争更有效呢？

张昕竹：政府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尽可能地放开市场准入，包括允许交叉市场准入，即形成数家竞争的格局。也就是说，竞争不仅仅意味着同质竞争，还包括不完全替代的异质竞争，比如本地网面临各种无线接入、宽带接入、有线电视和竞争性接入服务商等的竞争。二是需要制定符合公共利益的管制政策作为保障，而不是单纯依赖非对称管制或者产业重组。合理的管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还需要对电信业的监管体制进一步改革。

主持人：通过政府手段对中国电信进行重组是不是一种见效比较快的管制措施呢？

欧阳武（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基础结构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拆分实际上是最简单的一种办法，对管制者的管制水平和管制效率要求是最低的。我觉得，中国的电信体制改革必须放在加入WTO的总体战略下来考虑。把中国电信切分后意味着市场上不再有一个主体电信企业。但在城域网上，在未来一段时期里垄断的局面仍然存在。目前用户反映最强烈的是市话涨价，如果把长途和市话分开，在长途领域形成竞争后，势必造成经营者的利润接近其边际成本，长途会大幅度降价。运营商为了维持市话经营，必然要大幅度提高市话价格，这会引起国内消费者的强烈反对，整个电信改革可能会遇到舆论方面非常大的压力。在目前普遍服务的机制还没有形成，交叉补贴机制需要重新考虑的情况下，切分中国电信将很危险，而且这样做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实际上，可以不通过拆分的办法而是通过管制政策来促进接入市场的竞争，达到我们现在想要达到的目的。在西方或者在一些电信改革走得较快的国家，采取了用户回路出租的办法。政府可以通过强有力的管制和价格政策，迫使主导电信企业开放本地回路，使一些竞争性的电信公司，能够尽早进入本地业务市场。如果在北京，任何一个数据公司，能够利用现有的中国电信的用户接入网做接入服务，长途市场竞争情况就会形成。

另外，我建议把有线电视网这部分资源利用起来，或者允许广电部门将其出租给一些竞争性的电信公司提供本地接入，在业务层次上形成竞争。

韩德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垄断是正常存在的，拆分垄断是非常困难的，要在拆分垄断非常困难的地方（比如在本地电信网方面）硬要拆分，这就叫竞争万能论，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非常大。如果在建立垄断非常困难的地方（比如在饭馆这个行业）建立垄断，就叫垄断万能论。我批评的竞争万能论是指凡是垄断就是不好，凡是竞争就是好。我不是垄断万能论，但竞争也不是万能的。我主张要防止垄断者滥用垄断地位，必须加强民主化管制。否则，无论横切竖切，整个中国电信业都将落入国际电信巨头之手，无法应对加入WTO后的挑战。

美国、印度的改革经验哪些值得借鉴

主持人：从1984年开始，美国AT＆T进行了多次拆分，印度也早于我国引入了竞争，这两个国家的电信改革经验对我们有何借鉴意义？

杨培芳（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中心负责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美国政府1984年将AT＆T横向切分为8个独立的公司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最后划区竞争转化成为本地电信划区垄断，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后来的英国、法国、德国电信改革都没有采用这种横向分割的办法。

实际上，在本地固定电信专业领域，世界各国开放竞争都没有像其他电信业务领域那样成功，竞争的有效性在这个领域普遍受到怀疑，最后只能依靠其他相近电信业务搞代替性竞争，如移动通信等。首先，横向切分除了增加同一专业的交易成本之外，并不能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其次网络经济与工业经济的最主要区别在于收益递增性，也就是规模越大成本越低，效用呈几何级增长，众多独立的小公司竞争肯定是一场低效率或者无序的竞争。第三，网络经济的又一重要特征是普遍互联性。不同网络公司之间必须建立平等互联和成本结算关系。众多小公司互联肯定会成倍增加交易成本和协调费用，而这种附加成本总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去年10月份AT＆T又拆分成四家独立性公司。这一方面体现了金融投资市场的选择，因为投资者只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专业领域，多专业捆绑就意味着拿不到投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只有突出专业化经营才能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是这四家公司既有独立性，又有显著的相关性。每个公司可以继续沿用AT＆T品牌，而 AT＆T无线公司和AT＆T宽带公司在股权运作上又与普通股份公司没有什么区别，既保持了大公司的品牌优势，又有小公司的灵活性。

我国电信改革采取将原垄断企业按专业纵向切分，然后在不同专业领域培育新竞争者的改革思路大体是正确的，因为加入WTO以后，未来的赢家只有少数、大型、有主打专业产品的松散的产业集团。从当前情况看，为了进一步建立有效竞争与管制格局，长途电信要进一步放开竞争，本地电信则要加强在资费、接入、互联等方面的管制。但对我国来说最重要的是竞争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专业化优势和将新进入的竞争公司做大的前提下，而不是将大公司分拆为一个个五脏俱全的小公司。

张毅：印度发展电信业的起点基本上和我国差不多，1990年两国的主线普及率都不到1％，1995年两国的移动电话普及率都不到1％。现在印度的主线普及率是3％，我们是22％；印度的移动电话普及率为2％，我们是7％。为什么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印度和我们的差距会拉得这么大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电信业在起点非常低的时候引入了竞争。1994年印度政府把全国切成很多区，竞争发牌照。结果这么多年因管制和各个方面配合不到位，发展速度已远远比不上中国。

我国电信发展这么快，一是国家政策扶持，比如初装费和加速折旧政策。二是原邮电部当时发展电信业采用正确的技术政策，高起点采用了程控交换、光缆传输等技术。三是原邮电部大胆负债经营。四是这个产业先是在垄断状态下，统一经营，培育起这个产业，然后逐步地放松管制，引入新的竞争者，这对中国的电信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要。另外，没有中国联通，中国的电信业也不会发展这么快。

入世在即如何看待电信重组

主持人：入世已经临近，我们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思考竞争与垄断的关系？

韩小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入世在即，我国的电信体制改革要考虑一些约束条件，否则，很可能从理论都讲得非常清楚，但结果是不可行的。首先，在引入竞争时要把着眼点放在国际化的背景下。目前全球化的竞争中已不是企业竞争，而是国家经济的竞争。另外，垄断和集中度这两个概念含义不同。集中度高了可能会导致垄断，但它只是垄断的条件。企业集中度高了之后，利用集中度的优势压制竞争对手才是垄断。美国司法部对波音公司和微软采取两种不同的管制标准，原因就在此。第三个约束条件是我国的电信消费超前，即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要消费现代化的电信服务的水平。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要对普遍服务重新认识，要考虑在这种经济水平下普遍服务提供到什么程度。

过去我们只想应该变革，应该竞争，而没有考虑这么变革得到的结果和为变革付出的成本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这个关系思考不清，将来我们会重蹈美国80年代电信改革的覆辙。

张毅：不管怎么重组，必须考虑到在本地网引入竞争非常困难，这在国际上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正像欧阳武在他的书中所说，因为电信业本身有特殊性和复杂性，改革过程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第二，不管怎么改，管制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国际上的发展趋向是成立独立的管制机构。信息产业部作为政府的通信管制机构，职权责如何统一应该考虑。

杨培芳：面临加入WTO，我国应该培养有竞争力的老虎还是群狼？现在国外成功的企业都是老虎，而我国的电信企业要么是养在笼子里的老虎，要么是猴子。我觉得即使是养在笼子里的老虎，把它提前放出来去适应现在的竞争环境恐怕也比重新培养一批狼来得有效。如果不尽快培养一些守规则、有实力的小老虎和大老虎，放任大狼、小狼搞恶性竞争，失信于消费者，这样的企业再残忍也没有竞争力。

韩小明：问题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国内企业面对国际竞争的时候是弱者，但在国内面对消费者的时候又是强者，而美国企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强者。如果为了国际竞争，保护企业，老百姓利益会受到一些影响，在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制裁企业的同时，又弱化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问题已经复杂到在这两者之间没有权衡的余地，只能判断哪个损失更小一点。



电信拆分引发大讨论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行动以及信息产业部领导的表态，迅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大讨论。各研究机构及新闻媒体闻风而动，纷纷邀请专家、学者就什么样的垄断才应该破除，什么样的竞争才是有效的等问题发表观点。

2001年6月27日至7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与梁晶工作室联合举办了第四届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学术研讨班，这次研讨班特意开设“电信竞争与反垄断高级论坛”，邀请了拉丰、王小强、田国强、平新乔、白重恩、许成钢、张维迎、邹恒甫、周其仁、胡汉辉、樊纲等一批专家学者发表演讲。

在拆分中国电信的问题上，很多专家意见相左。总结那时的观点，我们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主张拆分的：阚凯力、杨培芳、王小强（原体改委体改所常务副所长）、韩小明等

主张拆分的专家中，又分成了几派。

1、主张竖拆的：阚凯力 杨培芳等

2、网业分离：王小强、韩小明等

在1998年那次电信重组中，王小强曾经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教授周其仁、国家广电局信息网络中心方宏一博士进行过一次大论战。在“电信竞争与反垄断高级论坛”上，王小强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将网络从中国电信手中剥离，成立网络管理公司，交给政府统一行政调度，将网络租用成本大大降低，然后由多家运营商在下游竞争。

韩小明则是在光明日报举办的那次研讨会上提出应该进行网业分离。

二、不主张拆分的：韩德强、周其仁、张昕竹、欧阳武、史炜等

1、反对继续拆分中国电信。以韩德强、张昕竹、史炜等为代表。

韩德强的观点在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讲过。

张昕竹在一次海南会议上讲出了他的观点：横拆不如竖拆，竖拆不如不拆。说到底，还是不拆的好。

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研究所副研究员史炜(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研究所研究员)认为，拆分中国电信会使其竞争力降低。如果不面临加入WTO，拆分中国电信并无不妥；但一旦加入WTO，拆分中国电信将使国内失去主体电信企业，无法应对国外电信企业的冲击。目前中国电信集团的资本只有2000多亿元人民币，与国际电信大公司相比显得很弱小。

2、主张数网竞争，扩大电信市场准入。代表人物是、欧阳武。在1998年的大论战中，周其仁就主张“三网复合，数网竞争”。在“电信竞争与反垄断高级论坛”上，周其仁仍坚持他早先的观点。他说：“从增加竞争的角度看问题，无论横切还是竖切，进一步分拆中国电信的‘油水’都不大。重点可以放在进一步扩大电信市场的准入。”周其仁提出应实行“不对称”准入，即允许广电涉足电信业务在先，而让中国电信进入广电擅长的视频传播业务在后，并以政策扶持的方式让广电尽快“长大”，在中国电信市场上形成一个诸强平等的竞争状态。这样做的好处是：较短时间形成竞争，保持中国电信完整，迎接中国加入WTO。

在这场大讨论行将过半的时候，一个横拆中国电信的方案又被抛出：“按地域拆成两大集团”。

到底是谁提出的这个横拆方案，我问了很多业内的专家，他们都说不知道，直到今天，在回顾那场电信拆分大讨论时，仍找不到一个代表横拆一方的标志性人物。

“横拆方案是被媒体先报出来的，但消息来源不知道。”阚凯力说。

但很快，横拆方案遭到了专家们的质疑，不少人认为，这种拆分只会将全国垄断变成局部垄断，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而且地域间的互联互通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横拆方案公布

有关是否拆分中国电信的争论沸沸扬扬历时半年之久，一直拖到2001年12月初，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最终一锤定音：拆分中国电信，方案是早先并不被专家们看好的横拆：将中国电信沿长江为界，一分为二。

2001年12月11日，在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的第一天，国务院公布了电信体制改革方案。这份长达11页的文件，包含了五个方面的内容：电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指导方针、原则和目标；固定电信企业重组整合方案；进一步加强电信业的政府监管职能；电信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

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电信体制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文件中是这样写的：实现中国电信和其他电信企业的重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打破固定电信领域的垄断局面，确立比较竞争的基本架构，发挥比较优势，保证平等接入和互联互通，建立电信行业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和支持中国电信及其他有条件的电信企业上市融资，促进电信业健康发展；加强电信监管职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电信监管体系，形成政府监管下有序竞争和健康发展的电信市场；推进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

具体的重组整合方案包括两部分：

第一步：打破固定电信领域的垄断，合理划分中国电信网络资源，将中国电信现有资源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南、北怎么分呢，哪是南、哪为北呢？

方案中是这样写的：中、东部地区大致以长江为界，中国电信所属的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和河南、山东共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信公司归属中国电信北方部分，其余归属中国电信南方部分。南北两部分按光纤数和信道容量分别拥有中国电信全国干线传输网 70%和30%的产权，以及所属辖区内的全部本地电话网。

第二步：对现有电信企业进行重组。中国电信北方部分和中国网通通信有限公司、吉通通信有限责任公司重组为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保留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通公司业已形成的品牌和无形资产，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中国电信南方部分保留“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名称，继续拥有“中国电信”的商誉和无形资产。

重组后的两大集团公司仍拥有中国电信已有的业务经营范围，允许两大集团各自在对方区域内建设本地电话网和经营本地固定电话等业务。

“这是国家利益损失最小的一个拆分方案，如果纵向拆分后，没有一个完整的电信网，后果不堪设想。”一位电信业内人士这样评价道。

“这是不得不拆中国电信的一个次佳方案。”张昕竹说。

“横拆方案100%会最终被否决掉。在重组我国电信业的所有方案中，这是最差的方案，它既不能打破中国电信的市话垄断，又对市话的垄断延伸没有任何限制，所以对于在我国建立公平有效竞争没有任何意义。同时，它更不能解决中国电信全国性业务的分散经营问题，所以也不能促进中国电信的发展。与此相反，这个方案将对市话的垄断延伸加以扩大（移动业务），而且使中国电信的全国性业务更为分散。所以它不但不解决任何问题，而且将使原已存在的问题更加突出，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阚凯力对这一方案给予了否定的评价。

拆分方案中明确规定，这次改革重组在国务院领导下，由信息产业部负责组织实施。吴基传于是再次操刀顺着长江一线将中国电信一分为二。